高配原本是一种组织工作术语，是指干部或者*官的级别比自己本身所担任的职务级别高的一种安排形式。我国官场上运用的比较广泛，各级*府和职能部门都曾出现，包括*队中也经常用到。例如，中央部委中就有不少“高配”的正部长级的副部长。
其实，低职高配本身并没有多少贬义的成分。相反，此前低职高配d现象在我国的*治生态上还属于比较常见的，比如中国的四大直辖市——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以及重庆的市委书记都是由中央*治局委员兼任。在地方各省里，除了15个副省级的城市外，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也都由省委常委来兼任的。
实行低职高配最开始的初衷是基于特殊情况考虑，例如中央部委中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刘鹤就是正部长级的副部长。他原本担任的中财办主任就是正部级职务，再兼任发改委副主任，更多的是便于协同工作考虑的，并非真正的高配。
而各省中市委书记高配为副省级最多就是西藏自治区，共有4个，除了自治区首府拉萨，还有日喀则、昌都、那曲三个地区。这些地区需要高配则是因为情况复杂，需要方便协调工作。除了常态性的高配外，还有救火性高配。例如，当地方出现灾害、安全生产事故或者群体性事故时，由于地方一把手应对不利而被免职，那么更上一级的*府就会空降“一把手”，以高配官员来灭火。例如，此次新冠疫情中，原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张晋被免职，改由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担任。
当然，也有一些高配是一种奖励性的措施。比如年时，湖南省曾提拔了19位县级书记为副厅级，其中有16人继续兼任县委书记，以示鼓励。其实，这种鼓励模式的开创者是广东。早在年，广东省就开风气之先，提拔一批县委书记为副厅级干部。但是，我们都知道凡事过犹不及，这种“低职高配”的基层版如果过于泛滥，原本奖励性的模式就会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*治红利，成为一种对苦劳（时间）而非功劳（业绩）的酬庸模式。甚至被有些媒体称为腐败的合法化。
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根据相关规定，各部门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领导职数都有严格规定。如果大搞低职高配，那就是将官帽子升级好再待价而沽，这势必让那些想迈上新台阶的官员，为了职位动脑筋，极易导致腐败的跑官、买官行为。毕竟高配职数有限，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引起干部之间恶性竞争。
除此之外，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是，“低职高配”还会造成了监督上的难题。首先，造成了高配领导的独断专行。在地方上，“高配”的一把手班子里一人权力独揽，属于“超级干部”。高配领导个人主观思想主导发展全局，班子其他成员因为行*级别低无法对其产生约束。一旦决策失误，对地方发展危害甚多。
其中，最具典型的案例就是海南省的谢明中。年，谢明中因为因索贿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多万元而被判死缓。他是当时海南省查处的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分子。据海南省纪委一位常委介绍，谢明中为什么能够为所欲为？原因在于他大搞家长制、一言堂，个人说了算，监督缺失，这自然与其高配的身份有关。
据悉，谢明中是以正厅级的高配身份成为县级市文昌市的市委书记的，他的级别要高出其他班子正职领导（正处）两个级别，高出常委班子其他成员三个级别。级别落差如此之大，自然会对相关监督造成影响。另外，低职高配也会导致上下级管理权限的混乱。下级干部低职高配后，其级别与上级领导同级，就连正常的干部管理工作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十八大以后*中央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低职高配的现象加强了管理，严防严打可能存在的腐败分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