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天空最近的精神漫游——陈人杰诗集《西藏书》印象
按照西方新批评理论的说法，一个意象在一个诗人的作品中多次出现，就会逐渐积累起一种象征的含量，成为凝聚着创作主体深度经验和情绪细节的“主题语象”。翻阅陈人杰新近出版的诗集《西藏书》（西藏人民出版社年7月出版），不断读到这样的句子：“那时候，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/仿佛无限高处，真的藏着什么”（《我曾长久地仰望蓝天》）；“在海拔四千八百米藏北腹地/一个向星空再次出发的人/放弃了都市/和陌生的时代”（《藏北》）；“我要去调查天空灼伤的痕迹/研究天空蓝得发慌的原因”（《调研》）；“北斗七星像一把大勺喂养宇宙/经幡拍打着四处飘忽的*”（《落日》）……“蓝天”“星空”“天空”“北斗七星”等意象高频率地闪回，无疑昭示着陈人杰除了能够脚踏实地生活、工作之外，更喜欢仰望天空，而关心人类的天空和精神问题，则属于存在型诗人不同于一般人的个性品质所在。如此说来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江南如鱼得水的陈人杰，在年四十四岁的年龄，抛妇别雏，“一路向西”，远赴西藏的那曲支援边疆建设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摸清像此前他能够让金融与诗歌互渗互动，而今将诗歌与行*事务的关系调理得相得益彰、诗性勃发的隐蔽心理机制和动因了。
说实话，拿到诗集的时候，心里还真为陈人杰捏了一把冷汗。如何恰适地把握审美对象，不流于习见的风物肤浅书写，对他来说绝对够得上一种颇具难度的挑战。毕竟作者不是西藏土著，中年迁徙的他缺乏关于西藏的直接记忆和艺术处理经验，待掩卷之后，我才慢慢释然了。诗集无愧于《西藏书》的命名，它的确从自然山川、历史文化和人文宗教三个维度建构起了一部形神兼备的“西藏地理志”。无需仔细品味诗集里具体的文本，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其中作品的题目，即会觉得“藏味儿”扑鼻，《纳木措》《尼洋河》《念青唐古拉山口》《南迦巴瓦峰》《可可西里》《牦牛》《格桑》《大昭寺》《布达拉宫》《磕长头》《转经筒》《藏戏》《格萨尔王》《文成公主》《拉萨街头》《八廊街》等等，或凝眸圣水神山，或放眼风物民俗，或流连信仰传统，文本间的相互碰撞与连缀，使西藏的影像仿佛全方位而又立体、质感地现于目前。应该说，这种“绘形”的功夫对于一个诗人已经非同小可，它至少为诗歌提供了一种民俗、文化学的价值；但是假若诗人仅仅停浮在这一层面进行精神高蹈，满足于西部地理自然、文化历史本原的敞开与还原，那他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抵得上“妙手丹青”的水准，根本就无法和诸多普泛化的西藏书写拉开本质上的距离。
在这一点上，陈人杰的过人之处是非但勾勒出了西藏的形体与眉目，更力求在“绘形”的基础上“传神”，凸显西藏的血肉和骨骼，触摸西藏的灵*。具体说来，情乃诗之动因与安身立命之本的本质认知，使他总能以“心灵总态度”介入、烛照表现对象，使之带上诗人主体的个人化色泽和音响，而众多诗篇的组合则共同拥托出主体情思世界的丰富与斑斓。如经幡又称风马旗，它作为藏族的标志是西藏高原上一道独特而常见的物象，但经过诗人心灵之手的抚摸，它不再仅仅是表象化的民俗存在的自在展开，“经幡开悟大地/在佛里飞/是信仰，又非信仰本身/任由四面八方的风念经、吹拂/支点在哪/石头不大，压一颗心足够了/风停的时候，拂去幻觉的经幡/守护一片寂静足够了”。主体的介入敦促着诗歌已经从藏传佛教中祈祷祭祀形式具象的凝眸，趋向于诗人对人类宗教信仰的内外观照和认知，指认在西藏高原，佛教有一种超乎神奇乃至神秘的力量，它能够敛聚人类的精神，使人的灵*进入一种宁静澄澈的最高境界，远离痛苦，摆脱焦虑，有所皈依。再如众所周知的雅鲁藏布江，乃世界上海拔最高的“天河”之一，诗人的《雅鲁藏布》也并未费力不讨好地去无谓恢复观照对象，而只是以之为触媒，外化抒情主体的情绪舞蹈与思想体验，“整个下午，我在岸上静坐/潮来往，云卷舒，渐渐地我变成了一个漩涡/被沉默无声的湍急收藏/我要感谢这宽广的河床，以及谜一样的眼睛/伟大的爱，是一种可以触摸的命运/一滴水珠就是数个世纪。而我的生命仿佛是/另一条长河，畅游着不知疲倦的鱼儿/撒着死亡那不可捉摸的网/水草、摇晃的皱纹和盐的味道/当我再一次端视，雅鲁藏布奔流/高原如码头，如词语们歇脚的厚嘴唇”。在神与物游的过程中，诗人的精神与河流契合无垠，是接受一场开阔与神秘的生命启迪，还是对自己生命状态的别样反观与冥想，似乎都对，似乎又都不完全对，或许二者兼而有之。也就是说，诗人极具想象力的心灵立场，保证抒情主体和表现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结构形态，他既呈现为在表现世界地面行走的“兽”，更呈现为能在表现世界地面行走又能在表现世界空中盘翔的“鹰”，走进地域后却能再走出地域，最终实现了从物象到情象的心灵超越与情绪升华，以对事物表层和外在的穿透，洞悉了世界的本质和真相；从而使《西藏书》有地理志的功能，更晋升为超越地理志之上的情思志，发于物象触动，却指向着心灵的空间，切入了西藏人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多元底色和深层旋律。
《西藏书》不止在地域书写上堪称独步，还以接地气的“及物”选择，打破了抒情诗和现实叙事不好协调的迷信。很多人以为，抒情诗体量小，含量无法同小说、散文等文体抗衡，它长于内世界和想象力的铺展，而对宏阔的社会、现实题材包括日常叙事则常常力不从心，捉襟见肘。在这方面，中外诗歌历史上的确教训连连，成功者不多，不论是演绎英雄业绩和民族兴衰的西方史诗，还是江河、杨炼等重铸民族文化的现代史诗，抑或是朦胧诗之后注意与现实接轨的“生活流”诗歌，都有明显的向“后”看或耽于琐屑的倾向。而为了触摸、表现援藏这段鲜活的特殊生活，陈人杰在诗集的下卷尤其是两组诗歌“西藏，我来了”“援藏，缘藏”中的《结对子》《在村干部聚会上》《驻村》等作品里，大胆地以诗性的艺术方式切入“此在”经验，瞩目活跃于高天厚土之间的援藏干部的身影、风貌和担当精神，使连缀的短捷的抒情诗接近了大题材、大情感，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当代意识，和接地气的行动力量和气象。如到了藏区，诗人目睹了西部自然生态的残酷、百姓生活的艰难和文化教育的落后，蛰伏在灵*深处的责任意识被激发得更为强劲，“牧民/背一个孩子/挎一个孩子/拉一个孩子/放牧/也放自己//我的旧亲戚/看我在眼里/一个孩子/被大雪封冻/一个孩子/被狼吃掉//那一夜/雪花那个飞/飞过悲伤的穷人”（《看在眼里》）。诗完全在不动声色地写实，但作者对牧民的悲悯和自己灵*的疼痛却已力透纸背，对下层人遭遇的抚摸和担待，接通了中华诗歌内里传统的忧患之思，令人动容。再有面对自己筹款建筑起来的小学校，诗人感慨万千，写下“我看见牧童达吉/在替羊做任课教师/在寒风中将鞭子挥了一下/这牧鞭和教鞭/是用来鞭笞我的”“三十平方的图书馆/五千册图书/像我在草原上贴了张邮票/邮票不大，放一颗心可以/图书馆太小，放一个草原多好/书架局促，像牧羊女的寒衣/图书太瘦，像营养不良的月亮”（《一团团白火焰》）。牧童失学敲打着诗人的良知，使他历尽千辛万苦，生方设法，为草原上的适龄儿童争取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；但条件仍然有限，“大”“小”与“瘦”等形容词语，同意象、事态的对比里，涵容着诗人对草原、草原孩子爱的深切。又如“下雨了，一个人的河流/一家人的河流——女儿上初中，儿子三个月/从此，半是儿女/半是西藏/一晃六年/儿子在搭积木/我们一直被渺小安慰”（《下雨了》）。诗人从日常的事态落笔，曲现了他援藏的精神苦涩和生活艰辛，博爱使陈人杰心里不仅盛装个人的酸甜苦辣、恩怨情仇，更想着国家与民族的需求和困难，所以能够舍小家为大家，远走西藏，但他和全家却都承受着孤独之苦、离别之痛和思念的折磨。
应该说，表现援藏干部的情感和思想，张扬民族团结的意向，是连小说、戏剧文体都深感棘手的话题，可是陈人杰却不躲避，并相对从容地完成了主旨传达，令人读后既怦然心动，又觉得意趣盎然诗性淋漓，秘诀何在？我以为他是找准了抒情机缘点，那就是